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，“脱口秀”（talk show）都是90年代中国的一道重要风景。甚至可以这么说，没有了脱口秀的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。那就会像没有了馅的包子一样，让人扫兴。当80年代的所谓文化英雄、知识精英消散、淡隐于90年代的市场的时候，鲜亮的红男绿女便适时地填补了空缺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恰当的象征——娱乐、休闲、时尚、购物……大众的庆典，小众的狂欢，被五花八门的煽情的“脱口”推向了极致。一时间，谈话（脱口）成了最大、最为普遍的消费。与80年代那种危言耸听的忧患意识、措辞激烈的社会文化批判相比，90年代“脱口秀”所营造的世界，实在是一方舒适惬意的天地，一个“消费到了口唇和牙齿”的世界！
没有人是轻松、舒适和快乐的天敌，更多的人愿意成为脱口秀的崇拜者和口唇快乐的分享者。这自然不是90年代受人青睐，获得掌声与欢呼的全部秘密，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信得过的解释。但与此同时，还应该认识到，在对“民间”的还原和世俗化生活的建构中，绝对不能无视“脱口秀”的功绩。它不仅使媒介向“大众”走近了大大的一步，而且也相应地改变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空间和结构。媒介主持人的“谈话”，使大众的欲望与社会问题乃至政治神经得以有效地链接，制造了90年代生活的一系列表象外观和内隐结构，并进而成为探察90年代本质的一条核心途径。
最近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辑、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的《空谈》一书，在展示媒介主持人上述的社会功能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。这部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《东方时空》、《焦点访谈》、《实话实说》、《新闻调查》四大栏目的主持人和制作者为主要作者的书，分为《采访纪实》、《曝光题外话》、《甘苦寸心知》、《自己的故事》四编，相当全面地记录了这批媒体人的辛苦劳作和内心隐曲。据说，这本书是源自央视的一个叫做《空谈》的内部周刊，它的宗旨是“只求言为心声，有感而发，畅所欲言”。因此，它远离了荧屏上的“作秀”表演，更多了一分亲切和诚实，这使得它能以“电视人讲给观众的悄悄话”的形式，负载了更多的交流的可能。
《空谈》一书的特殊价值还在于它的作者作为电视人的特殊位置和身份，以及他们的“谈话”所承担的特殊职能。作为“舆论监督、群众喉舌、政府镜鉴、改革尖兵”，他们实质性地区别于时下众多的娱乐性的“脱口表演”，而呈现为一种时代的庄严和职责的神圣——“他们用真诚守卫职责，他们用敏锐探寻真相。”无可怀疑，上述四大栏目中的“谈话”与当代中国的“形象”有着密切的关联，正如主编孙克文在本书后记中所说，《空谈》的作者更多地触及了中国生活的神经，他们“和祖国一同经历哀伤和喜悦、压力和奋斗、挑战和成功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那些熟悉的面孔和风格，已成为某种特定的社会符号——“他们用镜头忠实记录属于我们的社会；他们用纸笔真诚写下属于自己的世界。”从《空谈》一书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他们的“自己”与我们的“社会”是怎样得到了更紧密的缝合的。换句话说就是，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，获知我们“社会”生成的机理。
“……我们用一本书投射一段历史，是想同观众一起记忆；用一本书凝固一份情感，是想同读者一起体验；用一本书记述一些故事，是想同朋友一起分享。”我们相信编著者的真诚，更相信读者和观众的敏锐和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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